宋明理學中的積極精神及意義
發(fā)布時間：2013-09-23 閱讀3912次 來源：《泉州黨�！穼W報 2013年第2期
周建標
[摘 要] 宋明理學，批判地吸收了佛學玄學的思維方式以及道家關(guān)于宇宙生成、萬物化生的理論，思考人在宇宙間的位置和意義，探討人與人、人與自然、人與社會的關(guān)系，把先秦儒學所提倡的許多原則、訓誡、口號提升為思辨嚴密的思想體系，成為中華民族認同的價值信仰，形成中華民族文化心理。宋明理學也反映了宋明時代的憂患意識、承擔精神、理性主義。
[關(guān)鍵詞] 宋明理學；民族性；時代性；理想人格；愛國主義
宋明理學，批判地吸收了佛學玄學的思維方式以及道家關(guān)于宇宙生成、萬物化生的理論，思考人在宇宙間的位置和意義，探討人與人、人與自然、人與社會的關(guān)系，把先秦儒學所提倡的許多原則、訓誡、口號，提升為思辨嚴密的思想體系，成為中華民族認同的價值信仰，形成中華民族文化心理，具體體現(xiàn)為宋明理學樹立了理想人格、構(gòu)建了愛國主義理論體系、體現(xiàn)了時代精神。
一、宋明理學樹立了理想人格
先秦儒家明確指出人在宇宙中具有高貴的位置�！盾髯�·王制篇》說：“人有氣、有生、有知，亦且有義，故最為天下貴也。”周秦之際，儒家經(jīng)典《禮記·禮運》也論述人的高貴:“人者，其天地之德，陰陽之交，鬼神之會，五行之秀氣也。”把人視為天地之德，萬物之心，非他物所能比擬。
宋明理學家繼承和發(fā)展了先秦儒家“人最為天下貴”思想，邵雍在《皇極經(jīng)世·觀物外篇》中，認為“唯人兼乎萬物，而為萬物之靈。如禽獸之聲，以其類而各能得其一，無所不能者人也。推之他事亦莫不然。唯人得天地日月交之用，他類別不能也。人之生，真可得之貴矣。天地與其貴，而不自貴，是悖天地之理，不祥莫大焉。”在天地中，唯有人可以兼得萬物的精氣神，而成為萬物之中的最靈性者。如禽獸之聲，以其種類而言，各有它們所能長處的一二，但沒有超過人類所具備許多功能的現(xiàn)象。用人推衍事物的思維能力來和其他動物比較，也就更加說明人類超越其他動物的正確性。唯有人可以得知，天地中日月相交錯的變化為人所用，其他種類卻不能做到。如此看人的生命是非�？少F的。是天地給予了人類寶貴的生命，而不是自身就存在的可貴。那么，所有違悖天地之理的行為，所帶來不祥的災(zāi)難，沒有一次不是巨大的災(zāi)難。朱熹也指出唯人具有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“五常之性”，“故人為最靈”（《答余方叔》）。
人既然是萬物之靈，天地之德，人必然能領(lǐng)悟其生命存在的意義和價值，所以人活在宇宙之中追求自身的意義和價值也就是理所當然的。為此，宋明理學家講求立志、修身、涵養(yǎng)德性，追求“內(nèi)圣”人格。具體表現(xiàn)為孔顏樂處、民胞物與、浩然正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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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宋理學家周敦頤把孔子、顏回追求精神層面的快樂概括為“孔顏樂處”，孔顏樂處是宋代士大夫文人共同的人格追求和人生理想�！墩撜Z·述而》載：“子曰：飯疏食，飲水，曲肱而枕之，樂亦在其中矣。不義而富且貴，于我如浮云。”孔子說，吃粗糧，喝白水，彎起胳膊當枕頭，快樂也在其中了。非道義手段得到的富貴，對于我來說就像天上的浮云。《論語·雍也》載孔子對學生顏回的贊揚：“賢哉，回也！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。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。賢哉，回也！”顏回的品質(zhì)是多么高尚��！一簞飯，一瓢水，住在簡陋的小屋里，別人都忍受不了這種窮困清苦，顏回卻沒有改變他好學的樂趣。顏回的品質(zhì)是多么高尚啊。
孔顏樂處的道德境界，要求人們對個體自身有著高度的自律。在早期儒家那里,一個人能否在窘迫的生存條件下把持自己，緊緊與倫理道德相連，樂觀地面對物質(zhì)生存條件的困境，面對社會處境的無權(quán)無勢，面對他人的紛紛變易信念而篤定行為取向，完全是自我確定的嚴格自律，無須外在強制，完全依賴于道德主體強烈祈求崇高道德境界和執(zhí)著追求道德踐履。當人們履行道德義務(wù)不再覺得是純外在的要求，而是發(fā)自內(nèi)心的道德情感、發(fā)自內(nèi)心的自愿，把外在的義務(wù)變?yōu)閮?nèi)在的責任感，盡義務(wù)成為一種快樂�？最仒诽�，成為自我實現(xiàn)的方式，成為一種天性的敏感時，都把善行作為高度的意志自律，體現(xiàn)自由的本質(zhì)。
孔顏樂處在今天仍然具有現(xiàn)實意義。當今世界，人的物質(zhì)生活與精神生活經(jīng)常失衡，人們的物質(zhì)生活日趨富裕，但一些人的精神生活卻日漸空虛。當物質(zhì)的、技術(shù)的、功利的追求在社會生活中占據(jù)了壓倒一切的統(tǒng)治地位的時候,人們的精神與心靈卻不斷被壓抑、被扭曲、被異化。如何在奢華的物質(zhì)與迷亂的精神之間、在外界與人心之間，找到一個和諧的平衡支點，是當前最需要解決的社會問題，孔顏樂處為我們指明了一個方向�？最仒诽幍膶嵸|(zhì)是重視人的精神生活和精神需求，是塑造高尚人格, 追求崇高道德境界，超越物質(zhì)和功利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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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宋理學家張載在《正蒙·西銘》中提出“民吾同胞，物吾與也。”后人把它概括為“民胞物與”。意思是百姓都是我的同胞，萬物都是我的朋友。表達了博大的胸懷和廣闊的天地情懷。張載以儒家仁義精神去兼愛天下同胞、萬物，對后世社會發(fā)展產(chǎn)生了深遠的影響。中國知識階層正是在“民胞物與”的情懷中，引發(fā)出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莊嚴的歷史使命感，從而將個人置于群體之中，將個人人格的完善寓于群體人格完善之中。“民胞物與”思想在處理人與人、人與自然的關(guān)系上蘊含著豐富的人生哲理，這些思想對于當前構(gòu)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十分重要的現(xiàn)實意義。
張載“民胞物與”思想有利于推進人與自然的和諧發(fā)展。張載認為天道與人道、人與自然是緊密聯(lián)系的有機體，人自身的發(fā)展離不開自然，只有遵循與自然和諧相處、互動共生的準則，人類才能得到持續(xù)健康的發(fā)展。但現(xiàn)代科技的迅猛發(fā)展與日益嚴峻的生態(tài)環(huán)境產(chǎn)生了巨大的矛盾，正如恩格斯在《自然辯證法》中說:“但是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。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，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。每一次勝利，在第一步都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(jié)果，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卻有了完全不同的、出乎預料的影響，常常把第一個結(jié)果又取消了”。
“民胞物與”思想要求人們從超越天、地、人的立場來審視人與自然的關(guān)系，來保護環(huán)境。所以，我們建設(shè)社會主義和諧社會，走可持續(xù)發(fā)展之路，就必須有張載的“民胞物與”精神，關(guān)注人與自然和諧的問題、尊重自然界的一切生命，建立資源節(jié)約型、環(huán)境友好型的社會主義國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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浩然正氣，是執(zhí)著于人格理想與道德信念，不為任何外來壓力所動搖。浩然正氣源于孟子，孟子說他的一個特長就是“善養(yǎng)浩然之氣”。浩然之氣是理直氣壯的勇氣，要持續(xù)不斷地以直道、正義來培養(yǎng)不能中止，也不可助長，得靠內(nèi)心的自覺。日積月累，自然地會由內(nèi)向外，使自己立于天地之間而無所愧行，臻于“至大至剛”（《孟子·公孫丑》）的狀態(tài)。在道德理想與個體生存發(fā)生劇烈沖突時，就能毫不猶豫地以身殉道，孟子把它比喻為“魚與熊掌”的關(guān)系，魚與熊掌我都我喜歡，但在無法兼得的時候，我就“舍魚而取熊掌”。生命的存在是我所想要的，而對道義追求也是我所想要的，只能擇一而為時，“舍生而取義”（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）。
宋元之際的理學家許衡，早年曾經(jīng)跟很多人一起逃難。《元史·許衡傳》記載：“嘗暑中過河陽，渴甚，道有梨，眾取啖之，衡獨危坐樹下，或問之，曰：非其有而取之，不可也。人曰：世亂，此無主。曰：梨無主，吾心獨無主乎？”許衡在這里所說的“主”，是任何情況下都不容動搖的道德信念，是《禮記·中庸》所說的：“君子慎其獨也。”宋明理學家關(guān)于“內(nèi)圣”理想人格的理論與價值觀念，被一般民眾所接受，形成民族文化心理而代代相傳，提升了中華民族崇高精神境界的理想人格。
修養(yǎng)浩然正氣，在近現(xiàn)代中國的特殊條件下，又逐漸演衍為愛國救亡、抗敵反帝為主要內(nèi)容的愛國主義。浩然正氣始終是與中華民族共生死、同存亡的。任何一種正義的、符合民族和國家利益的事業(yè)，都需要志士仁人去前赴后繼。在生死關(guān)口，講究民族氣節(jié)，強調(diào)個體要有為理想而勇于捐軀的浩然正氣，對正在走向現(xiàn)代社會中人們來說，具有不可忽視的現(xiàn)代意義。以儒家學說為主體的華夏文化，其所具備的現(xiàn)代意義，決不是玄虛之談，而是活生生地存在于以往的歷史與當今的現(xiàn)實中的。
二、程朱理學構(gòu)建了愛國主義理論體系
程朱理學家將傳統(tǒng)儒家的“尊王攘夷”、“內(nèi)中國，外夷狄”、“誅亂臣，討賊子”、“大一統(tǒng)”等思想和忠、孝、廉、節(jié)等道德規(guī)范納入理學天理論的框架，建構(gòu)了愛國主義理論體系。
（一）程朱理學論證了仁義可以與天地共存
孔子提倡“志士仁人，無求生以害仁，有殺身以成仁”（《論語·衛(wèi)靈公》）。孟子提倡“生，我所欲也，義，亦我所欲也；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義者也”（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）�？酌显缇吞岢�“殺身成仁”、“舍生取義”，但為什么不及程朱理學的效果大呢?因為孔孟提出的只是一個原則、口號，沒有闡明為什么要“殺身成仁”、“舍生取義”？“仁、義”到底有什么價值值得人們用生命去換取它?而程朱理學“由知天而知人”，從宇宙本體論的高度論證了“仁、義”可以與山河共存，與日月同輝的觀念，號召人們舍棄目前的榮華富貴甚至生命，去追求萬古流芳，“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。所以為“仁、義”而獻身，將獲得與天地共存、與宇宙共存的永恒“生命”，從而把傳統(tǒng)儒學的“殺身成仁”、“舍生取義”的壯烈精神，融入到我們民族的血脈之中。
經(jīng)過程朱理學家的言傳身教，愛國主義理論深深地影響了眾多的理學后人，并經(jīng)過歷朝官府的提倡宣揚，為社會公眾廣泛接受，積淀為中華民族精神和文化心理。在程朱理學熏陶教化下、培育了千千萬萬憂國憂民、心懷天下、為國捐軀、為民請命的仁人志士和民族英雄。據(jù)歷史記載“自宋以降,仗義死節(jié)之士遠軼（超過）前古,論者以為程朱講學之效。”表明程朱理學對宋代以后中國社會的突出影響。程朱理學主張氣節(jié)、品德和人的主觀意志力量，強調(diào)人的社會責任和歷史使命，凸顯了人性莊嚴。
�。ǘ┏讨炖韺W把追求仁義變成價值信仰
程朱理學將孔孟提出的“殺身成仁”、“舍生取義”等口號,變成價值信仰。僅朱熹的后裔及其后學者就有很多忠義死節(jié)之士。例如，朱熹的曾孫朱浚是南宋理宗駙馬，元兵入建寧，他與公主入福州，誓與知府王剛中死守，后王剛中以城降，朱浚與公主俱服毒而死。朱熹的私塾弟子魏了翁、真德秀在史彌遠當朝時堅決不與他同流合污，表現(xiàn)出高尚的愛國情操。朱熹的三傳弟子文人祥在南宋末年興兵抗元，揮戈閩、浙、贛、粵數(shù)省，浴血奮戰(zhàn)，兵敗被捕，在過零丁洋時留下“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詩句，表現(xiàn)了大無畏的精神。后被囚于大都四年，不屈就義。就義前在衣袋中留有絕筆，表達他問心無愧的民族氣節(jié):“孔曰成仁，孟曰取義，惟其義盡，所以仁至。讀圣賢書,所學何事，而今而后，庶幾無愧”(《宋史·文天祥傳》) 。文天祥的的大無畏精神和民族氣節(jié)，閃爍著宋明理學理想人格的燦爛光輝，體現(xiàn)了宋明理學的精神價值，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脊梁。
（三）愛國主義理論激勵著愛國民族斗爭
程朱理學家構(gòu)建的愛國主義理論和民族意識，不僅推動了我國元、明、清時代的愛國民族斗爭，而且成為近代民族主義革命的強大思想動力，一直影響到當代。如民主革命先驅(qū)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中的“民族主義”，其最初目的是“驅(qū)除韃虜，恢復中華”，其直接的理論淵源是程朱理學所宣揚的“夷夏之防”、“華夷之辨”�？傊�，程朱理學蘊涵的愛國主義理論，豐富、強化了我國人民的道德倫理觀念，激揚了中華民族的浩然正氣，凝聚了億萬炎黃子孫團結(jié)御侮，革舊立新，為振興中華而奮斗。
三、宋明理學體現(xiàn)了時代精神
宋明理學主要是圍繞著“由知天而知人”主題而展開“尋根運動”，為儒家思想尋找堅實的宇宙論和本體論基礎(chǔ)，把人倫綱常、孔孟之道、先王之治等倫理原則上升為宇宙本體和普遍規(guī)律。它討論的命題涉及宇宙論、本體論、心性論、知識論、修養(yǎng)論、政治觀、歷史觀等各方面，盡管其內(nèi)部結(jié)構(gòu)比較復雜，可以分為許多不同的派別，但它們的價值取向基本上是一致的，都反映了宋明時代的憂患意識、當擔精神、理性主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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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方契丹、黨項羌、女真和蒙古勢力長期包圍宋人世界。北宋人因被動挨打而生的憂患，南宋人因國破家亡而生的憂患交織在一起，滲透到宋文化的各個方面；又因為佛道思想對儒家文化的挑戰(zhàn)日趨激烈，因此宋代士大夫階層充滿了憂患意識。
1.憂患意識
自漢代，佛教傳入中國以來，與中國傳統(tǒng)的儒家倫理道德、社會心理、思維方式、生活習慣發(fā)生了激烈的矛盾沖突。道教在吸收佛教思辨性思想的過程中，也完善其宇宙化生理論。唐代后期直至宋代，儒學受到外來佛教和本土道教的嚴峻挑戰(zhàn)。
唐宋時期的儒學側(cè)重于章句訓詁，而疏漏于心性問題研究，故時人有“儒門淡泊，收拾不住，皆歸釋氏”（《宗門武庫》）的感嘆。面對挑戰(zhàn)，一方面喚醒了宋明儒者“吾道自足”的民族文化覺醒意識，另一方面加劇了宋明儒者深沉的憂患意識，他們一面追本溯源，到先秦典籍《周易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中尋找和挖掘資源，另一面“出入佛老”，吸收佛學的豐富資源，從而不僅加深了其思辨程度，而且也加重了其理論厚度；從這種意義上講，可以說宋儒是接著佛教的一些重要問題，尤其是心性問題，繼續(xù)講下去并發(fā)展下去。佛學的發(fā)展，一方面為理學的興起提供了豐富的資源，另一方面給儒學帶來了嚴峻的挑戰(zhàn)。儒學在自信精神和憂患意識的雙重激發(fā)下，促成了理學的產(chǎn)生。面對佛學強大的挑戰(zhàn)與危壓，宋明儒者勇?lián)懒x的使命感和繼絕學的責任感使他們擔當起振興中華文化的使命。從某種意義上講，沒有佛學的刺激與影響，儒學不可能完成開新的任務(wù)。雖然在先秦道家哲學中，已含有豐富的本體論和宇宙論思想，但是擅長于境界體悟，而疏于思辨論證，直至宋明時期儒家才開始吸收道家和佛家的思辨論證方法，以回應(yīng)佛學挑戰(zhàn)，從這個意義上講，是佛學促進了儒學反本開新，是佛學促進了儒學發(fā)展與成長。“反本開新”一方面是開傳統(tǒng)儒學所未發(fā)掘之思辨資源，另一方面是吸收了佛學與儒學相契合的精神，故把宋明理學稱為“新儒學”。
宋明理學吸收佛道的思辨思想方法，卻受到傳統(tǒng)經(jīng)學的束縛，并與漢唐經(jīng)學發(fā)生了沖突。同時，經(jīng)過唐末的藩鎮(zhèn)割據(jù)、黃巾起義，以及五代十國的長期混戰(zhàn)，社會長期處于動亂與分裂狀態(tài)，社會失序、道德失范、行為失控，個人理想失落。“國破山河在”的分裂格局、衰弱的政治經(jīng)濟、道德淪喪的社會風氣，更加劇了宋明理學家的憂患意識。
2.擔當精神
理學家面對傳統(tǒng)佛道的挑戰(zhàn)，選擇了擔當精神，胸懷“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道，為去圣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”（張載語）的學術(shù)使命，建構(gòu)了“致廣大，盡精微，綜羅百代”(清人全祖望語)的理學思想體系。宋明理學家深沉的憂患意識，孕育了“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后天下之樂而樂”（范仲淹語）的擔當精神，用明代楊繼盛的話說,就是“鐵肩擔道義,辣手著文章”。
范仲淹在《岳陽樓記》中，淋漓盡致地表達了宋朝士大夫深切的憂國憂民情懷和勇于擔當精神。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是對自己修身的要求，“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，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”、“先于下之憂而憂，后人下之樂而樂”則闡明了為官和處事之道。宋朝士大夫的擔當精神，使宋朝在政治、經(jīng)濟、文化、科技等方面發(fā)展取得輝煌成績。歷史學家陳寅恪說:“華夏民族之文化，歷數(shù)千年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”（《金明館叢稿二編》）。宋史專家鄧廣銘認為，“兩宋期內(nèi)的物質(zhì)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，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時期內(nèi)，可以說是空前絕后的”。
撫昔追今，我們在贊嘆宋朝士大夫憂國憂民的情懷和勇于擔當之精神的同時，是否也應(yīng)該反問自己，在市場經(jīng)濟的大潮中，面對物欲橫流的社會，是否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堅實之地。
�。ǘ├硇灾髁x和經(jīng)世致用
理學家希望在“格物窮理”理性原則指導下，從事道德實踐，實現(xiàn)萬物的價值和意義。
1.理性主義
程朱理學以“理”為宇宙最高本體，以“理”為哲學思辨結(jié)構(gòu)的最高范疇。認為“理”在邏輯上是先于、高于、超越于萬事萬物的現(xiàn)象世界，又是構(gòu)成萬事萬物的本體存在。朱熹說：“未有天地之先，畢竟是先有此理”（《朱子語類》卷一）。“宇宙之間，一理而已，天得之而為天，地得之而為地，而凡生于天地之間者，又各得之以為性”（《御纂朱子全書》卷六十）。“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，仁義理智便是天理之件數(shù)”（《朱子語類》卷四十）。“理”雖然超越、主宰萬事萬物，但卻具體化為人間的倫理綱常，朱熹說：“天理流行，觸處皆是。寒往暑來，川流山峙，父子有親，君臣人義之類，無非此理”（《朱子語類》卷四十）。宇宙論與倫理學的融合，使人世間的倫常道德成為一種理性本體，對個體具有一種主宰的作用力。
理學家最切近的學術(shù)目標是“格物窮理”。“格物”是推究事物的道理；“窮理”是追尋事物的究竟，窮究事物的原委、道理。不過理學家追求的“理”，是抽象的形而上學的本體，是普遍的存在規(guī)律，是最深層的價值源泉�？梢姡韺W是一種追根究底的理性主義哲學。理學家“格物窮理”的最終目的是以理性原則指導道德實踐，希望通過人的道德覺醒，實現(xiàn)萬物擁有的價值和人生意義。
理學家們投身社會現(xiàn)實，奮發(fā)進取，追求實現(xiàn)自己的理想價值，他們大多一方面強調(diào)“知”的先行性，主張“知先行后”；另一方而也不忽視“行”的重要性，堅持“行重知輕”，認為只要沿著“格物窮理”的路線走下去，通過“今日格一件，明日格一件”（《朱子語類》卷十八）的日積月累，自然能達到知行如一的境界，實現(xiàn)理想與現(xiàn)實的統(tǒng)一。至于理學官方化后，逐漸失去了“格物窮理”的力行精神，演化成獵取功名利祿的手段，實非理學家之本意。
2.經(jīng)世致用
程朱理學在“格物窮理”，倡導“理學”的同時，也倡導“實學”、“實理”。“實學”是經(jīng)世致用的學問，“實理”是符合邏輯的道理。理學家在吸收佛道思辨思想的同時，也批判佛教之空與道教之虛、老莊之無。朱熹說：“釋氏虛，吾儒實”，“要之，佛氏偏處只是虛其理，理是實理，他卻虛了，故于大本不立也”（《朱子語類》卷一二六）。
程朱理學的初衷是固守儒學“經(jīng)世致用”的傳統(tǒng)，專注于修己之學，旨在重建社會道德價值和倫理生活秩序，關(guān)心社會現(xiàn)實，對時政多有評論。
但由于理學家的注意力已經(jīng)轉(zhuǎn)移到宇宙本體的思考和個人修養(yǎng)的完善，出現(xiàn)了空談心性和辨析義理的傾向，淡化了經(jīng)世致用的救世風格，并影響到政治決策與政治活動，造成了惡劣的社會效果。南宋與明朝的敗亡，與理學末流空談性理有關(guān)。
（作者單位：中共泉州市委黨校理論研究室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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